换句话说，在儒家思潮的理论架构内，仁爱理想的深度悖论就在于：本来可以成为根的被取消了成为根的可能性，被看成是根的实际上又不足以成为根。

(34) 《提纲》第1条紧紧抓住实践，并把它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纲领的内在基础，这就为进一步揭露唯物—唯心及其对立作为意识形态的秘密开辟了可能性。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

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37)。为澄清这一指责的虚妄性，马克思写下了这个《提纲》。(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这也同时构成整个《提纲》的根本宗旨。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探索扬弃这种对立是真实的，那么说恩格斯也如此则不真实。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规定，是唯物—唯心对立之逻辑解决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不过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肉体本性和精神本性、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人格化形式而已。这就是民主的第二层涵义：国民治权(civic governing)。

那么，何谓正当？在儒家思想中，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仁即正，不仁即不正。整个帝国时代，以盛唐为分界，此前是上升期，此后是衰落期。这样的制度规范系统实体，叫做礼制。但实际上，这种国际秩序往往带有现代帝国主义色彩，即是一个或少数强势的国族国家在主导着世界秩序。

儒学、乃至中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向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宗旨就是政治，这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荀子•王制》：君者，舟也。

这个时期的儒家政治哲学，荀子集其大成，这不消说。人权(human rights)概念实质上指个人的权利，即是个体主义的观念，所以也表达为personal right。[30]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页。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型，其所指向的社会形态就是国民社会，在政治上则是民权时代。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梁启超的第二个界定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更为接近于这样的国民概念：有国家观念的人是指的公民个人。然而无论如何，汉语国或国家、国民更具集合的整体主义色彩。(三)皇权时代的儒家政治哲学：帝国政治儒学 所以，人们称汉代、乃至整个皇权帝国时代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阳儒阴法，这种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其前提却是把法家和儒家截然对立起来了。

从王权制度转变为皇权制度，是因为从宗族生活方式转变为了家族生活方式。然而儒学作为一种更宏大意义的文化传统，并非始于孔子，至迟可追溯到周公。

这种本真情感作为一体之仁，是对差等之爱的超越，这就是正当性原则的要求。[③]《周易》：《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简要描述如下：①生活方式：工商社会的市民生活。[17]宰辅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特指皇权时代的宰相。(五)民权时代的儒家政治哲学：国民政治儒学 尽管漫长而坎坷，但儒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毕竟并没有停止，而且在逐步深入。他的政治哲学，就是皇权帝国的政治哲学。[11]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伴随着这次社会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再次大转型，即新一轮的百家争鸣，学者谓之新轴心期，我称之为再创时代[21]。

所谓民本，即以民为本，实际上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近年来，笔者提出了这样一种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王权列国时代(夏商西周)→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春秋战国)→ 皇权帝国时代(自秦至清)→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近现当代)→ 民权国族时代。

宗族的象征就是祖庙宗庙。这与梁启超及近代诸贤引进现代国家概念有关。

这种意义的民本，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⑦]《诗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译市民社会)是指的独立于政府(国家权力)和企业(经济实体)之外的社会领域，即指非强制性、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诸如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慈善团体等。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政治哲学 。而其背后的价值尺度，则叫做礼义(这里的礼义不是说的并列的礼和义，而是说的礼之义)。[⑨] 宋代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然而其所发之微(微言大义)实质上并不是王权列国时代的尊王，而是皇权帝国时代的尊皇。

其所谓己当然是说的国民个人。此书是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On Liberty)的汉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03年。

荀子不仅继往，而且开来，开出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一、国民政治儒学的社会发展史视野：中国历史的分期 儒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与时偕行(《周易•损彖传》)[③]。

尽管传世《周礼》未必周公亲作，其所记叙的内容也未必是西周制度的史实，但其所载的那些社会制度规范确实保留了西周制度的一些内容，这种西周制度，与秦汉以来的王权帝国制度是大不相同的。[43] 参见黄玉顺：《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

[42]《尚书》：《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⑧国际秩序：帝国-藩国朝贡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国族之间平等。(《礼记•中庸》)我们之所以建构或选择某种制度，是因为我们判定这种制度是适宜的、适当的、恰当的、等等，即适应于当下的基本生活方式。

公民社会的存在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的独立存在。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现代化伴随着城市化，传统意义的农村不可避免地趋向消亡，市民生活方式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

例如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就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他开宗明义讲：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三)民权国族时代的国民社会 首先提请注意：这里提出的国民社会与政治学中所谓公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概念。

[26] 只是其中有些人走得太偏了，以至于去仁爱，背弃了儒学的根本。唐玄宗《孝经序》：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